我与改革开放30年
——深圳广协副秘书长高扬
在“明天会更好”的歌声里
高扬
（一）
86年夏天大学毕业前，我在哈尔滨偶然看到了几期《深圳青年报》，一下子热血沸腾了，下决心到深圳尤其想到这个报社工作。9月末，我专程去了“北极村”漠河，试图在几天内从最北走到最南。早晨，黑龙江边的水面已经结冰，中间却是滔滔流淌着的大江，对面的苏联静静的休眠着。当天，我乘汽车和火车展开旅程，10月2日傍晚在广州走下了飞机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误入了洗澡堂，从头发桑拿到裤裆！还没有走出机场，就想伸手在脖子上撮泥球了！
接我的司机是个小个子南方转业兵，头发三七开，身穿卸了领章帽徽的黄军装。他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告诉我，广州到深圳中间隔着东莞，念“管”不念“晚”。那时没有高速公路，只有107国道，路边除了“原生派”的大自然外，到处是香蕉、甘蔗和农田，风光旖旎，空气新鲜。坐车久了想方便的时候，路边一停就尿，根本不会有汽车经过向你吹口哨的！
汽车上的录音机不停的播唱着，大多是粤语歌，我也听不太明白。但有一首“明天会更好”着实让我感动：“玉山白雪飘零/燃烧少年的心/使真情溶化成音符/倾诉遥远的祝福。”这首歌我过去也听，也感动，也因此向往南方或者明天火热的生活，此时在广深路上再听，别有一番滋味，我差一点热泪盈眶了。
（二）
我如约住在黑龙江省驻深圳的一个办事处里，是父母介绍的。也同时帮帮忙，诸如布置展览什么的。那时内地驻深圳的办事处很多，到处都有，名目繁多，从政府到企业，从军队到地方。他们的工作无非是接待一下领导：陪着走走，买个机票。或者遥控几车木材从东北运到中原，或者派人装一兜子钱（当时最大面值的人民币仅为十元）把山西的煤炭发几车皮运到长江中下游等等。
晃荡十几天，我如愿到了《深圳青年报》当美术编辑。那时的《深圳青年报》虽然没有现在的报纸这么厚、这么精致、这么多广告、这么花俏，但相当火，远近闻名。报纸每周两期，四到八个版，黑白加套红。版面有点象一个“愤青”画得黑板报，多使用粗线条，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现代的。内容也与内地报纸异样，头条不是又开了几次大会，而是反传统的理论文章，更象一本论坛杂志。反正挺好看的，看了就不想睡觉了，浮想联翩了，也产生想写惊世骇俗文章的幻觉，或者产生辞掉铁饭碗在特区创业的念头，这念头到后半夜就变成了理想，凌晨就变成了决定，好多新特区人就是这么来到深圳的，我也是这么来的！
《深圳青年报》还搞一些活动。我入职的时候，正搞全国范围的“现代诗歌展”，二版三版四版全部刊登全国涌来的现代诗歌，还加了四个版的增页，字号比平时小，密密麻麻的，看起来很过瘾！诗歌通常贴一幅配图，配的很有意境，不象今天的一些庸俗杂志，文章和图片八杆子打不着”的！
报社人才济济，在当时全国现代诗歌领域出了大名的好几个人都在这里，如徐敬娅、吕贵品，荣幸的是我竟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。徐儒雅、深邃，目光总是爱游离的很远，经常改改我的诗歌，有时还刊登了几首，领到稿费我和田地吃了好几次宵夜。吕幽默、平易，让人受益又开心，没事儿就讲几个段子，尤其是靓女编辑在身边，他甩包袱能力超强，笑得让人喷饭！曹长青也是诗人、理论家，理论家还有张敏毅、卜虎文；还有画家兼设计家李坚、陆佳、黎志华等！
一大群青年文化人儿积聚一起，有热情和理想、也有民主意识，敢讲敢写又敢登，当然也开始玩儿火儿了：副主编曹长青为市委宣传部钱超英刊登一篇“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”的杂文，惹出了事儿，报社于87年2月17日停刊。
（三）
停刊启事是我贴上去的，我郑重接受命令后，骑自行车赶到八卦岭616楼的印刷厂，不断与工作组通电话，汇报把停刊启事摆在一版的报头下面，换下了团市委“大家乐”活动的一条短讯，我象阿Q似的总还觉得不够方正，请示领导，领导说可以，就这样宣布了《深圳青年报》的停刊。
《深圳青年报》创业时在荔枝公园的草蓬里，停刊时在民政局的四楼，届时总共47个人，发行量却已达到18万6千份。真的停刊了，报人们开始红了眼圈儿，后来相拥而泣、号啕大哭！哭声把五楼民政局招待所的服务员召来了，她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见面就问：“冰搞死佐”？（粤语：谁死了？）
毕竟是一群理想主义者，记吃不记打，第二天都照样乐滋滋的上班，问候声儿也响过往常，似乎是终于把什么事情“搞掂”了一样。接下来每天沉浸在“明天会更好”的歌声里（那阵子经常播放这首歌）学习、整顿、打桌球、看电视、相互帮助找工作。五月末工作组宣布报社解散，同志们这才完成一段和谐美好的特殊时光，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”。
作者：高扬，86年10月到87年5月在“深圳青年报”工作。
图片说明：
1、位于荔枝公园创业时期的《深圳青年报》旧址。
2、20年前的高扬——《深圳青年报》停刊整顿时摄于深圳湾大酒店。
3、《深圳青年报》停刊当天，报社青年人抱着牌匾合影，右一为高扬。
文章来源：2008年11月13日深圳特区报D2版
